贵安新区:贵州历史文化演进的标本

2019-9-21 09:21| 发布者: admin| 查看: 31| 评论: 0|来自: 贵安新区报

摘要: 这里是贵州省史前洞穴遗址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是贵州省汉代遗存发现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是贵州省魏晋南北朝时期遗存发现最为集中的区域;这里是贵州省唯一发现有唐代墓葬的地区。

文化是历史的缩影、时代的镜子。

地处黔中腹地的贵安新区,地势平缓、丘陵起伏、河流纵横,自古便是古人类生活的乐园。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一地区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面貌。

60多年来,考古学家在这里展开调查与发掘工作,资料证明在贵安新区,已经可初步构建起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历经新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明清较为完整的历史文化发展框架。

这里是贵州省史前洞穴遗址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这里是贵州省汉代遗存发现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里是贵州省魏晋南北朝时期遗存发现最为集中的区域;这里是贵州省唯一发现有唐代墓葬的地区。

贵安新区,可谓是贵州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是贵州历史文化演进的标本。


铜镜

以陶之名拼接往昔

在贵州省博物馆内,有一件通过残存陶片拼接复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高24.9厘米、口径15.6厘米、底径10.4厘米,造型古朴实用,尽显岁月的斑驳,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这是贵安新区牛坡洞遗址出土的第四期遗存重要文物之一。

贵安新区马场镇高峰山脉以东,是一片开阔的山前平原,马场河在这里自南向北蜿蜒而去,河两岸的布依族村寨星罗棋布,其中在河东岸有一座名为龟山的小寨子,隶属于平寨行政村。寨子东行约0.2公里有一座东西狭长的孤山,形似一头侧卧的牛,当地人惯称其为“牛坡”,上有山洞,被称为牛坡洞。

牛坡洞遗址是近些年贵州地区发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洞穴遗址之一,其出土的文物、器物年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据牛坡洞遗址发掘现场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付永旭介绍,从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安新区社管局等单位联合对牛坡洞遗址进行了发掘。牛坡洞A、B、C三洞遗址面积分别约500平方米、420平方米和120平方米。目前,累计揭露面积约100平方米,共发现墓葬7座、活动面2处、灰坑6座、用火遗迹13处,发现了大量地层关系明确的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骨器、陶片等生活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大量与加工细小打制石器有关的石料、断块、石核、石片、碎屑等,另外还发现了大量水、陆生动物遗骸和炭化果核等植物遗存。

牛坡洞遗址出土的陶器数量不多,器类比较简单且破碎严重,但器形比较规整,烧成火候也比较高,显示出了比较高的陶器制作技术。

“陶器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开端,是人类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陶器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与人民生活最为密切,古代先民日常生活处处都要用它,即使金属制品被利用以后,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陶器仍然在人民群众生活中起主导作用,金属制品只是皇家和贵族阶级享用的奢侈品。与铜器相比,陶器从造型到文饰也有很多变化和讲究,其中不乏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很高的器皿。”付永旭介绍,牛坡洞遗址出土的陶器,是贵州汉代考古上的又一重大发现,可为研究汉代制陶工艺及丧葬习俗提供实物佐证。

资料显示,汉代最主要的陶器,系继承商周器物形制演变而来。制陶手工业在汉代得到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泥料的选择和配制越发精细,无论是泥质陶还是夹砂陶,无论是饮食器具还是储藏类巨型用具,都比较精细,成型规整、实用。

“从目前发现的考古陶片来看,约在一万年前人们就开始使用陶器,而有物可证最早的陶器距今有六七千年的历史。数千年来,陶器自古至今始终陪伴在我们左右,从商周、春秋战国到汉唐、明清,素陶、彩陶,各种器型,不一而足,所以,有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将‘陶’称之为人类的第一大发明一点也不为过。”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小帆介绍,考古发掘,大多获得的是各种文物、器物的残片,通过科学手段,将它们拼接复原,可以对当时的历史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状态进行更精准的判断。





强汉风采魏晋风骨

两千年前的一天,西汉武帝一道政令——开拓西南夷。于是,贵州逐渐纳入汉王朝版图,自此,今贵安新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迈开了本地少数民族与中原迁徙而来的汉民族既对抗又融合的步伐,并一步步形成了贵安新区今日的风貌。

考古工作者通过精心的考古调查与发掘,逐渐揭开了汉代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安新区神秘的面纱。

据赵小帆介绍,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从汉代开始,铁器得以推广,青铜时代逐渐终结。今贵安新区这片土地上,也唱响了青铜最后的欢歌。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制作精良、造型优美,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如西汉龟座踞人铜灯,底部乌龟作爬行状,头向前抬伸,嘴眼刻纹清晰,两前足呈八字形外撇,两后足用力蹬地。龟背上隆起的厚甲将整个龟身罩住,甲后露出一尖尖的细尾。龟腹空,龟背上坐一男子,鹰鼻深目,大耳头顶平,其左腿曲盘,右腿曲蹲,双手扶于膝盖上,整个身子略向前倾,典型的本地人特征,对该地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材料。平头顶立一长柱形灯杆,柱顶分枝已残,灯盏不存。通高26.56厘米,龟长17厘米,为符合器,造型优美,富有艺术特色。

汉竖耳铜釜,敞口、圆鼓腹、平底、底有短圈足、圈内有四乳足。两耳直立于口沿,作辫索纹圈耳,两耳上各立一动物形象,高8.6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5.8厘米。为炊煮用具模型明器,造型小巧,规整精致。

东汉三足铜水注,圆形小口、短颈、圆鼓腹、圜底,底部有三只蹄足,腹部均距附三只管形装饰。通高6.2厘米、口径1.9厘米、腹径6.8厘米。器物的造型,更多的带有中原文化特点。

汉室衰微,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这个朝代更迭频繁的时期,被历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丛林地带。彼时,生活在黔中地区的人们,失去了中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这一时期的各类遗存开始出现较为浓郁的地方风格,这一点在贵安新区发掘出土的魏晋墓葬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大量珠宝和金银饰品,在同时期的汉人墓葬中极为少见,但在今贵安新区境内的墓葬中却极为普遍。同时,远徙而来的汉文化顺势发展,墓葬中出土较多酒具、茶具和文房用品,显示出那个时代崇文尚玄,狂放不羁的时代风格。

“贵安新区马场镇出土的青瓷器是东晋南朝墓葬出土青瓷器中的典型器物,造型美观、烧制精良,代表着当时较高的青瓷器制作水平。这些出土的青瓷器很可能是自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迁徙而来的墓主人带来的心爱之物。从全国的考古发掘看,长江中下游是当时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世家大族聚集的地区。以南京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发掘出土的世家大族墓葬,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奢侈考究,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所享受的豪门生活。”赵小帆说。

在熊家坡、大松山、万人坟三个魏晋南北朝的遗址中发现的遗存反映了当时居民的衣、食、住、行、丧葬、礼仪等多方面的信息。

赵小帆表示,通过马场出土的盏托,嗅得见茗的清香;从鐎斗的温度,品得到酒的甘洌;从摇曳生姿的饰品,看得见婀娜多姿的灵魂;高髻发式的风潮,追逐时尚的脚步不曾停歇。这些考古发现向后人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魏晋风度。

堆塑莲花青瓷罐,无颈、腹部圆鼓、罐底平坦,肩部有桥形系六个。腹部堆塑了双层倒垂的莲花瓣一周,有两层,外层莲花九瓣,瓣尖向下微翘;内层莲花瓣夹于外层每两瓣莲花之间。器身青黄色釉、莹润清澈,片片莲瓣看上去层次丰富、生机盎然。通高20.5厘米、底径15厘米。莲花纹饰在佛教以及佛教艺术中是有特殊地位的,其亭亭玉立,出尘脱凡的特性,与佛教提倡“超脱尘世”的出世思想极为吻合。

青瓷鸡首壶,因壶嘴造型似鸡首状而得名。鸡首傲然昂立,罐的腹部似鸡身,鸡尾演变为壶柄,造型活灵活现,装饰效果极佳。鸡首壶是当时仿动物流行时尚的一种表现。壶通高近45厘米,器身遍施黄绿釉。

青瓷蛙形水注,水注上的青蛙,作蹲伏跳跃状,两眼突出。蛙背上面中央有一个圆筒状的小口,蛙身中部是空的可以用来盛水,书案之上放置水注,方便磨墨时加水。器表颜色为黄绿色,形体较小,高度4.4厘米、底径5.7厘米。水注也称“水滴”“砚滴”,是古代文人磨墨时用来装水、滴水的文具,有嘴,一般注水于砚面供研墨之用。为这一小小的功用专门制作的器具却如此煞费苦心、小巧精致,可见当时人们生活的品位和品质。

马场镇东晋南朝墓还出土了大量金、银、铜、玛瑙、琥珀、水晶、玉、琉璃各种质地的装饰品,极富地方特色。

解锁贵州历史进程

贵安新区马场镇是迄今为止贵州发现的东晋南朝墓葬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 1965年至1966年间,考古专家在今马场镇清理了16座东晋南朝墓。这批墓葬分布于今马场镇的万人坟、熊家坡和大松山等地。发掘出土了精美的青瓷器、极具地方特色的金银饰品,以及用途不一的铜器、铁器,填补了贵州省东晋南朝考古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

墓中清理出的沧桑素朴的陶器、精美淡雅的青瓷、精致考究的茶具、古朴的砚台水注、琳琅的金银饰品一一见证着这片土地往昔的历史。

鉴于马场境内存在丰富的文物古迹,且又是贵州省魏晋南朝时期遗存的富集地区,2013年,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发现的沙坡和杨家桥两处魏晋南朝至明清时期古遗址进行了初步探索和发掘。2014年,新发现魏晋南朝至宋明时期古墓葬70余座,考古人员对其中的3座墓葬进行了清理,取得了一些新的收获和认识。

这批墓葬为何如此重要?因为它们反映了华夏文化和黔中文化交流、互动、拉锯、融合的历史进程,为研究贵州东晋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实物证据。

在贵安新区发掘的汉代以来墓葬及其出土的随葬品,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装饰品及墓葬的建筑方式,虽然部分保留了本地风俗特征,但大多都带有很强的中原地区汉民族特征,说明了自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开始,当地的衣食住行用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并趋向汉化,为本地区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明,显着提升了当地的生产生活水平。

历史学家研究表明,先秦之际,春秋以前的今贵安新区,初有可能在鬼方国势力范围,其后为古牂牁国辖地;战国中期古夜郎兴起,这一带成为古夜郎国的中心区域。秦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贵安”在象郡管辖范围内,同时仍隶于夜郎。西汉年间,隶属多有变化。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夜郎县,“贵安”属犍为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改隶牂牁郡,处于当时的牂牁郡治故且兰与夜郎县之间,受牂牁郡辖治。西汉末年,王莽代汉,定国号为“新”。王莽改牂牁为同亭,其名一直沿用至东汉,始恢复原称。

三国时期,蜀汉加强对南中的经营,分南中四郡为七郡,并于牂牁郡下新设广谈一县,今贵安新区大体在广谈县境,可视为此片区有建制之始。西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分牂牁郡置夜郎郡,夜郎县沿袭不变,郡县同治,广谈县仍隶牂牁,位于牂牁与夜郎两郡结合部。东晋成帝咸和八年(333年),于牂牁郡西部上段置晋乐县,辖今贵阳市地,“贵安”大部分在其辖境。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晋乐县与夜郎县建置仍旧,故“贵安”始终处于两县之间。

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位专家眼中,贵安新区是贵州人类历史发展的缩影,是贵州历史文化演进的标本。考古学家通过对贵安新区的考古发掘,正在逐步解锁贵州腹地独特的华夏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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